当「26岁女孩当职业陪诊陪上百人看病」的新闻映入大众眼帘，「陪诊」一词一度冲上热搜。
舆论中，陪诊是一个「高薪、低门槛、不困难」的职业，月入过万不是梦。
但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。
作为某陪诊平台的联合创始人，黄先生面对突然「火」起来的陪诊业务，兴奋的感觉只持续了不到一周。
「后来就想『逃了』」这个39岁的男人，多次用「撕裂」来形容自己当时的生活状态。
最让他介意的有两件事——其一是部分媒体对陪诊师高收入的「光鲜」报道；其二是陪诊业务压力大，与黄牛竞争、初次接触患者时不被信任，以及面对急危重症患者，陪诊师往往要承担很多无形压力。
身处陪诊洪流，陪诊师面临着外界难以想象的局面。
风雨20年
王海英医院副院长、皮肤性病科主任，医院供职多年。
医院的发展，医院大楼越来越高、医院面积越来越大、医院学科功能分化越来越细，医院工作多年的「老医务人员」医院也会感到手足无措。
「分布在楼宇之间的检查治疗多了，没人告诉你心电图在哪、检验科上几楼。病人要奔波打听、排队、挤电梯……」出于对患者需求的敏感，王海英在当时预判，未来需要一个陪人看病的职业。
不曾想，这一预判在未来二十年里被三度证实。伴随着的，是陪诊业务在社会变迁下的不断演变。
陪诊业务首次进入大众视野，是在年。多个中心城市，如成都、福州、太原、扬州等地都开展了相关服务。
《中国商报》年11月报道里这样描述陪诊：全程陪同患者挂号、看病、交费、拿药、代取化验结果等，甚至还能帮助患者免去医生处方中“不必要”的高价药和一些检查，从而为患者降低医疗费用。
报道里统计，「福州健康之路公司的陪诊服务采取统一收费，一次元；成都康惠尔公司的陪诊服务在50元上下；而扬州一家提供陪诊服务的家政公司则按处方金额的10%计提陪诊费用。」
很显然，难以厘清的医疗服务链关系，成为当时陪诊业务待解决的「盲点」。有媒体提出质疑「陪诊：是便民服务还是合法医托？」
这一质疑声持续了近10年，直到年O2O的创新野火「烧」到了医疗领域。线上线下联动、移动互联网降本增效的畅想，让「陪诊」业务再度站上风口。也是借着这个风口，包括e陪诊、安心陪诊、贴心小护等在内的多个陪诊业务创业公司走向台前。
然而好景不长，年，头部企业e陪诊「卖身」拍医拍，创始人离职；贴心小护的中心业务也迁移至陪护和养老大健康。
面对行业变动，贴心小护CEO周游对媒体表示：国内的陪诊市场并非想象的那样需求旺盛，涌入这么多同质化公司，服务类型单一，洗牌在所难免。
资本和创业者开始重新审视陪诊的价值。
没想到，年「26岁女孩当职业陪诊陪上百人看病」的新闻报道再度把陪诊推到了大众面前。
在王海英看来，人口老龄化加剧、疾病图谱改变、医院大如迷宫、院内诊疗程序复杂……尤其对于外地患者而言，陪诊作为一个新业态，有真实的市场需求。
需要看到的是，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，全国现有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.64亿人，占比达18.7%。这从侧面反映出老年人对陪诊需求的市场数据之大。
铁打的需求，流水的公司
年，济南的刘先生还是某国企中层领导，37岁的他正是公司的中流砥柱。
由于刘先生母亲的身体不太好，医院就医，这让他犯了难。「事情都是随机发生的，医院挂上号你就得去，保不齐会耽搁工作的事。」
刘先生意识到，像他一样的职场人不在少数。他从「麻烦」中看到了需求和机会。
于是，年下半年，刘先生辞职创业，成立「爱馨陪诊」。
无独有偶，优享陪诊的出现也源自患者的陪看病需求。
「我们有一个医疗界的朋友，他一天到晚接各种电话，医院看病的。其实也没啥关系，无医院不熟，问能不能带一带这样的简单需求，不办还不行，但办的话，这一天天不用干正经事儿了。」优享陪诊创始团队的卢先生也从需求中看到了机会。
两者观念一致的还有，都将自己定位于「家政服务」公司，而非医疗服务。
刘先生介绍，当初注册公司时专门到税务局了解了陪诊所属行业类别。「税务局没有明确答案。我感觉，它毕竟提供的还是一种服务，所以注册了家政公司。
卢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，将陪诊归于家政服务行业。「但是，真正属于什么行业，他也不知道。他能做的是尽量和客户之间建立信任，不被误会为黄牛或者医托。」（《河南青年时报》，年6月）
为了尽量跟黄牛或医托分割开，陪诊公司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建立平台、透明价格、标准服务。
卢先生强调，虽然优享陪诊也有代挂号服务，医院公开渠道和患者本人真实信息挂号，不保证一定挂到号，且不提供加号等特殊服务。在他看来，陪诊的核心竞争力在服务。打通院内全套就诊流程，服务做的好，患者复购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。这跟黄牛有本质的区别。
「我们提供的就是人员的服务，就像月嫂一样。月嫂刚兴起的时候大家也会问，明明可以自己带孩子，为什么要请月嫂？不就是因为它的专业度吗。现在陪诊也是如此，我们熟悉院内就医流程和就医环境，能帮客户节约时间。」刘先生也坚持认为陪诊跟黄牛是「不沾边的」。
从「参谋」处方到陪人看病
眼看一波三折的陪诊业务走过20年风雨，让王海英最觉遗憾的是，陪诊的服务团队始终没有建立起来，规范性还是很差。「人员参差不齐导致服务流程不规范，患者的认可度就不会提高。」
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服务收费模式。
陪诊刚出现时，新医改还未开始。当时，「以药养医」下医生惯用大处方。
在这一背景下，陪诊公司主要有三种盈利点包括——「赚患者的钱」「赚患者挂号的钱」「赚为患者省下的钱」——对应的是高昂的陪诊费用、和挂号机构合作、减少大处方并从省下的费用中抽成。
但无论哪种模式，都离不开对医疗服务关系链的重构，其最终导向都是模式是否合规的问题。
根据《市场报》当时的报道，福州健康之路公司的陪诊业务是公司主营业务「挂号通」的延展——继预约挂号、名医咨询之后，为患者提供陪诊服务。
扬州某家政服务公司则斥巨资招聘已经离职退休的老医生，给病人做「参谋」服务，以此盈利。根据《新华社》年报道，该公司会收取删掉的处方金额的10%作为服务费。对患者而言，被删掉的处方价格在30%-50%间浮动，可以节省20%-40%的就诊费用。
这一模式存在「伴随式」风险。
时任扬州卫生部门的有关人士表示，「如何界定治疗是否过度?『陪诊服务』的建议与医生处方产生矛盾时，究竟谁更权威?如果因『陪诊人员』删改处方造成后果，该由谁承担责任?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。」
新医改步入深水区的今天，上述两种模式的问题不言自明，到现在已经没有了生存空间。
时下的陪诊，褪去了过往的复杂妆容，成为最单纯、朴素的服务售卖者。从新闻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各色各样的人参与到陪诊业务中来。医院的护士、前国企退休职工、宝妈、刚毕业的年轻人……他们都在提供一项最朴素的服务——陪人看病。
月入过万的误解
年7月的一天，黄先生跟用户在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