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“凭证年代”到“手机岁月”
——回望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大变化
黄振国
“一机在手，要啥都有。”这是人们目前对“手机”重要性、功能性、广泛性、依赖性的认识。有个“段子”说，手机的出现，严重影响、替代乃至“干掉”了几十个“机”，比如电话机、照相机、电视机、收音机、录音机、印刷机、游戏机、取款机等等。试想一下，现今的人们如果离开了手机，虽不说是“寸步难行”，但也是“举步维艰”……。
“三十年河东，四十年河西。”这句中国老话是人们对社会变迁，人生浮沉的形象比喻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十年里，由于实行“一大二公”的计划经济，物资相对短缺，只好“凭证”按人定量供应。我年出生于潢川县农村一个贫困家庭，有幸经历了新中国从站起来、富起来、强起来的过程。面对当今的新时代、新科技、新变化、新生活，让我不禁回想起曾经经历过的“凭证”年代。
所谓“凭证”，就是各种各类票证、证明信、介绍信等等，类似于人们当今广泛使用的身份证、各种各样的卡和智能手机等。为了真实记录那个特殊的时代，为了让中青年人了解那个不平凡的岁月，为了让我的同龄人重温那段难忘的、刻骨铭心的历史，现把我的亲历亲为、所见所闻回忆记录如下。
一、年春，我高小（小学六年级）肄业返乡务农。因我年仅14岁，生产队（现叫村民组）给我每天的劳动报酬——“工分”三分半，即早晨务工半分、上午一分、下午二分，约合当时人民币每天不到二毛钱。“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。”由于当时农村文盲多，我虽高小肄业却被公认是村里的“秀才”，被委以重任当上了生产队的“记工员”和“副业会计”。“记工员”就是记每个社员每天“三出工”的“工分”。“工分工分，社员的命根。”新中国从年至年的近三十年里，广大农村农民走人民公社集体化的道路，统一生产、统一分配、统一调动，以“工分”代替“钱币”。每年的夏收、秋收之后，凭每个人的累计工分分配粮、草等基本生活物品。“三级所有，队为基础。”每个工分的“分值”（价值），由各个生产队的总体经济状况决定。当时，每个最壮男劳动力每天10分，最壮女劳动力每天8分，余者次之分类排定，所以我当年因年小体弱每天才三分半。由此可见，当时全国农村的几亿农民，在几十年里是凭“工分”（凭证）生活的。
二、年4月11日，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被提拔为大队（村）党支部委员、主管会计（相当于办公室主任）兼团支部书记。我任大队会计后，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就是为社员们开具各种各样的证明信、介绍信等，由此才深知当时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是“无证不在、无证不行、无证不能、无证不有。”大队会计掌管“公章”，全大队20多个生产队的多人的衣食住行、生老病死、社会交往都需要出具“证明信”、“介绍信”，只有这样才能办成事，否则免谈。下面仅举几例。
（一）结婚“凭证”。男、女要结婚，需要找我开“证明信”说明本人的基本情况，如年龄、文化、婚否、成份（家庭出身）等项，当事人拿此“证明信”和对象方能到公社（乡）民政助理处办理结婚手续。
（二）出生“凭证”。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年国家开始号召、年严格实行“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娃”、年“国家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子女”、年5月放开“一对夫妇可以生三胎政策。”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，国家对生育者实行奖励。我在当大队会计的三年多时间里，凭我开具的“证明信”，生头胎者可以到公社供销社领取“布票”一丈六尺（当时成年人每年的标准，没有布票光有钱买不到布料做衣服）平价红糖二斤；生二胎者领取“布票”一丈二尺，平价红糖一斤；生三胎者领取“布票”九尺；生四胎者啥都没有了。
（三）死亡“凭证”，某人死亡后，如果需要的话，可以凭大队的“证明信”到木材公司购买木材7寸（木材一立方米为10寸），做一个中等标准的棺材。
（四）杀猪“凭证”。信阳地区淮河南岸历史上在春节前夕有“家家杀年猪，户户打糍粑”的传统风俗。进入腊月后，凡是要“杀年猪”的农户，必须先找我开具“证明信”，然后到公社财税所交纳“屠宰税”后，方可找当地屠户宰杀。否则是违法的，要被处罚。
（五）外出“凭证”。当时出差必须有本人的身份“证明”（类似于现今的身份证），否则无法住宿。我年6月第一次出远差，到郑州为大队的抽水机购买零部件。下火车后，必须先到“郑州市外来人员接待介绍中心”（位于郑州火车站对面的现“中原大厦”一带），该中心统一安排调配所有来郑人员的住宿。他们在我的“证明信”上，再介绍到位于太康路的“红卫旅社”。如果光凭我的介绍信是找不到地方住宿的。
（六）粮食“凭证”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一直是城乡二元结构。城镇人口称为“城市人”，吃“商品粮”，由国家按月定量供给；农村人口称为“乡下人”，吃自产的粮食，国家不负担。于是，便应运而生了“粮票”（分为全国、省市、地方等不同级别类型的粮票，每种粮票只能在其所在辖区内流通）。这里说一说我和“粮票”的三则故事：一是我年夏到郑州，按出差天数（每天一斤半），凭证明信挑粮食（小麦或水稻）到公社粮管所换取“河南粮票”。二是年春到武汉搞外调，需挑粮食到粮管所换取“全国粮票”。三是年5月，我被从大队干部选拔为“国家干部”（现叫“公务员”），分配到潢川县委办公室工作后，因而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，由吃“自产粮”转为吃“商品粮”。商品粮的供应标准是每月29斤（定为行政26级，每月工资30元），从当年的9月1日开始供给。这样一来，从6月1日至8月31日的三个月内，需要换取87斤的“河南粮票”，（那时没有粮票光有钱是买不到饭吃的）。于是，我又亲自挑了相应数量的小麦到15华里外的公社粮管所换了“河南粮票”。
三、以上是我在当大队会计三年多的时间里，关于“凭证”的部分亲身经历。年6月到县委办公室工作后，才知道城市人的“凭证”比农村人更多、更细，比如粮票（粮本）、肉票、蛋票、油票、煤票、糖票、酒票、菜票、布票、手表票、缝纫机票、自行车票等等，林林总总，不一而足……。据我所知，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各类票证，都是“非卖品”，禁止有偿交易。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随着解放思想、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，国家政策也逐步调整，“凭证”时代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逐步取消结束。比如全国人民使用最广泛的各种各类“粮票”，国家正式宣布于年退出历史舞台。于是，从此开始“粮票”也和“邮票”一样，成为广大文物爱好者的收藏品。
自从“手机”诞生30多年来，面对层出不穷、花样翻新、目不暇接的新工艺、新产品，对于像我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来说，既是亲历者也是幸运者，既是落伍者也是挑战者，既是迷惘者也是追梦者。让我们大胆地设想一下，如果新科技、高科技、尖端科技照此速度发展下去的话，未来的人类社会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……。
年10月于茶城信阳
［作者简介：黄振国，男，年出生，潢川县奚店村人。原任信阳市委副秘书长、市直机关工委书记、市政协常委、学习文史委主任等职。现系退休干部、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信阳市作家协会、诗歌协会名誉主席、《香港商报》特约记者。目前，已发表诗歌、文章多首、篇，出版图书（自著、合著、编著）10多部。］